2021年12月24日讀畢需時 10 分鐘

“手機失聯焦慮症候群”全景研究

“手機失聯焦慮症候群”全景研究

放假了，你是不是還逃不出手機的“魔爪”？

憑借著對社交、工作、娛樂的深度捆綁，手機已經當之無愧的成為你身體的一部分，想要壯士斷腕專心休息？不可能的。

本期帶來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董晨宇、段采薏的一篇有趣論文，來看看這些年被手機支配的恐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1973年4月3日，前摩托羅拉副總裁馬蒂·庫珀（Marty Cooper）用一台重約一公斤、名為DynaTAC的移動電話向貝爾實驗室（他當時的競爭對手）打出了一通電話。

他在電話裡說：“喂，是尤爾嗎？我是馬蒂。我是用真正的手持便攜式電話給你打過來的！”這通電話象徵著世界上第一部移動手機的誕生。不過，當時這位“手機之父”應該怎麽也想不到，這項發明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溝通方式，更融入到人們的生活中，實現了智能化的不斷更新，從而極大程度地改變了人類的工作學習和日常生活。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發布的數據，目前發達國家的智能手機普及率基本達到70%以上，中國也上升至68%。智能手機幾乎成為了每天生活的必需品，無論是工作出行還是休閑娛樂，它都無處不在，無所不能。智能手機的確帶來了諸多便利和好處，但是也引起了一些問題，譬如過度使用讓用戶產生依賴乃至上癮。

該現象引發了學界的廣泛關注，一些學者由此提出了當代24/7全天候文化背景下的“手機失聯焦慮症”（nomophobia）。本文將對這種由技術依賴所產生的焦慮症進行理論剖析，探討智能手機作為融入度極高的媒體通訊設備給人類心理和行為所帶來的改變。

新型瘟疫的流行

如今，智能手機早已不再只是用來通訊的功能性設備，它已經高度滲入人類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工作學習的資訊獲取、彼此之間的溝通社交，到衣食住行的選購支付和茶余飯後的娛樂消遣；它也已經深度輻射到人類生活的每一時段，從早上睜眼到睡前閉眼，一直陪伴在側，寸步不離。但與其說手機陪伴著人類，不如說人類已經上癮般地依賴上了這種移動設備，一旦離開就會產生高度不適的焦慮感。

“手機失聯焦慮症”這一概念是在英國每日郵報2008年的一篇報導中被首先提出，這篇報導在標題中指出“手機失聯焦慮症”是21世紀的“瘟疫”，文中提出英國53%的手機用戶會因為手機丟失、沒電、欠費、連不上網而感到焦慮萬分，並且會想方設法避免這些情況的發生。2012年，英國另一項研究調查了1000名雇員，結果顯示這個數據由53%上升到了66%。2013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44%的人睡覺時會把手機放在枕邊，67%的人即使根本沒有消息提示也會非常頻繁地查看手機。這些數據都表明，很多用戶已經對手機產生了依賴。

於是，一些學者開始通過嚴肅的學術視角來考察這種“手機失聯焦慮症”，並將它定義為一種技術恐懼（techno-phobia），表示由於不能使用移動手機或其他可以聯網的設備（如電腦）而產生的焦慮症狀。其實，因為不能使用手機而產生的負面情緒不僅僅是焦慮，一些使用者還會感到無聊、沮喪、易怒或是嚴重的不安全感。“手機失聯焦慮症”的臨床表現包括不斷產生使用手機的衝動，配備備用的聯網設施，隨時攜帶充電器，以及每當想起丟失手機的可能性就會感到巨大的焦慮感等等。

“手機失聯焦慮症”的一個引爆點是手機本身的角色轉變。手機已不再像剛剛出現的時候一樣，只是個具有通訊功能的工具，它本身具有特別的可供性（affordance），不僅僅能實現用戶溝通聯繫、獲取資訊和娛樂放鬆等基本要求，還能夠滿足人們學習進步、挖掘潛力、實現自我突破、改善人際關係等更深層次的需求。隨著它的功能逐漸強大，逐漸沾染情感，浸透人們的生活，用戶就不可控制地開始對它產生依賴甚至迷戀。

耶爾德勒姆等人在2015年提出，手機失聯所帶來的焦慮主要來自四個維度：（1）無法實現溝通需求；（2）無法和他人產生聯繫；（3）無法獲取資訊；（4）無法享受方便快捷的服務。當然，該焦慮症的危害性並不僅限於這些表面症狀，有研究指出長期患有手機失聯焦慮正會造成更加嚴重後果，比如學業和工作的失敗，以及抑鬱等心理疾病。還有一些學者指出，對手機的依賴沉迷將使焦慮症患者心態更加敏感，情緒更加脆弱，從而影響自尊心的樹立，排斥真實社交生活，並降低生活幸福感。

本文接下來將在既有文獻的基礎上，探討手機失聯焦慮症的兩種主要研究取向，並借此更加深入地分析“手機失聯焦慮症”的成因：其一是智能手機用戶對“內容”的依賴，此依賴源於人類對社交的渴望和恐懼的矛盾；二是用戶對“技術本身”的依賴，這種依賴使用戶將手機看作一種自我延展的工具。

社交渴望和群體孤獨

人是害怕孤獨的動物。印度哲學家克裡希那穆提曾說，人們讀書、交友、戀愛、結婚、宗教、信仰、工作、愛好、權力與金錢欲望都是為了分心，從而減少內心的孤獨感。人類懼怕孤獨，所以渴望社會交流。根據英國精神病學家約翰·鮑比（John Bowlby）提出的依戀理論，人生而具備尋求感情依戀的本能。而2017年一項新研究對這個理論進行了補充，指出現代社會中，人不只會對人類產生依戀，對非人類的物體，比如移動手機也會產生類似於社會依戀的情緒，這種情緒會在設備不可用的狀態下在心理和行為層面給予壓力。

因而，人對孤獨的排斥產生了推力，將人推向社會互動，而人類之所以會對手機產生依賴甚至依戀，就是因為手機的可供性提供了拉力，使人很方便快捷地實現與人溝通的社會互動需求。

現在，人們不需要走出房門就可以聯繫到天南海北的親朋好友、工作搭檔，社會互動的廣度也在不斷擴大，從原來的鄰裡社區擴展到了世界各地，哪怕素未謀面的人也可以通過網絡社群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於是，失去手機就意味著失去了跟社會的聯繫，克雷頓（Clayton）認為“手機失聯焦慮症”的成因之一就是失去了靠手機來維系的延展社交圈，無法獲知那裡發生的一切對話、事件和經歷體會。

致使用戶對手機產生依賴的推力當然不止一種~面對面社交的不確定性、衝突的威脅和場面的不可控性也是另外的推力，這些因素都使人傾向於選擇虛擬環境的可控社交。人們喜愛成竹在胸的掌控力，著名心理學家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將其稱之為“金發女郎效應”（Goldilocks effect），指凡事皆要有度，超越極限就會帶來負面效果。在手機社交應用所營造的虛擬社區裡進行交談和溝通是可控的、適度的。特克爾曾問受訪者為何不當面交談，人們答道：“因為面對面交談是實時發生的，你沒法控制你要說什麽。”

也就是說，虛擬社交可以提供巨大的太空讓人們自我修改、自我呈現，通過措辭、修圖，花更多的時間裝飾自己，讓最後從簡訊、社交主頁或者其他網絡管道和平台呈現出來的聲音、形象和氣質不多不少剛好適度。這樣可以控制的社交能夠給人們帶來具有迷幻作用的效果，使他們沉迷於改善自我形象、促進社交體驗、提升社交效率的感受之中。

於是，由智能手機聯網創造的虛擬網絡社交其實取代了傳統意義的面對面社交，在“手機失聯焦慮症”的早期研究中，學者們指出很多人認為面對面社交更具有威脅性，更容易使人焦慮恐慌。相較而言，虛擬社交能帶給人舒適感和安全感，它就像給人提供了一副精心打磨的美好面具，戴上以後就是完美化的“理想自我”。這樣的社交不僅滿足了人們對於社會交流的渴望和逃避孤獨的需求，更在無形之中使人們的自我形象得到美化，從而獲得巨大的成就感。說得更簡單一點，智能手機完成了一種現實逃避，一旦失去了手機，就失去了逃避的可能性，人們會迅速暴露在要麽切斷聯繫，要麽選擇面對面社交的兩難處境之中。

很有趣的現象是，人們本是為了尋求陪伴逃離孤獨而寄希望於手機，企圖通過手機提供的網絡世界獲取人情和關愛，但現實情況卻是，人類一步步深入網絡世界，以至於開始逃避真實的人際交往，轉而開始迷戀完全虛擬的人際關係。這也能夠解釋現在由人工智能發端的手機應用如《戀與製作人》和電視作品如《黑鏡》（Black Mirror）迅速走紅的現象。

特克爾在其著作《群體性孤獨》中就提出，日益發達的通訊技術和人工智能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更是徹頭徹尾地改變了人類本身。人們對人際關係有所期待，但是由於內心的脆弱轉而投向只會帶來安全感、舒適感而非衝突或威脅的科技產品，如社交網站、模擬養成遊戲或是社會性機器人。特克爾指出，這是因為技術最吸引我們的地方正是我們最脆弱的地方。我們脆弱，害怕孤獨又渴望親密，所以借助技術營造幻境，在可控的範圍內享受這種虛擬的關心和陪伴。事實本質卻是，人們是越來越幸福美滿還是越來越孤獨脆弱，我們不得而知。

情感科技和自我延伸

移動智能手機作為現代通訊技術的代表產物，不僅僅是冰冷的科技，很多學者將之稱為“情感科技”（affective technology），意指其很多功能和用戶的情感生活緊密相連。例如，有研究指出，用手機給朋友或是親人發簡訊、打電話能夠滿足傳達愛意（affection）的心理需求，也能讓用戶感受到歸屬感（belonging）。

不僅如此，還有學者指出，手機相當於一個舒適圈的存在，使用戶增強自信心和安全感。金等人在2013年驗證“手機失聯焦慮症”的文章中指出，研究對象在使用手機等移動設備進行上網或其他活動時，感到更自信，更安全，並且能夠緩解他們的緊張感。美國中西部一所大學的大二學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的手機就是他“心靈平靜的奧秘所在”（a peace of mind），只要手機的電池滿格，他就不會感到焦慮和壓力。

由此可見，手機作為一項科技產品，不像是汽車或是充電器等憑借可供性滿足有限功能的工具，它更像是一本日記，一個老友，深度融合在使用者的生活之中，與其情感產生共鳴。這個情感共鳴的過程中包含著自我概念的更新和轉化。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很多產品浸入用戶的生活體驗，一些消費者行為研究的文獻指出，這是一個“產品關聯用戶自我”的現象，即產品通過提升用戶的生活體驗，或是體現其重要價值，從而被使用者接受，產生認同感，並內化成為用戶自我身份的一部分。用更為學術的概念來闡釋這種現象，即稱為“自我延展”(self-extension/self-expansion)。早在1988年，美國心理學家貝爾克（Belk）便提出了自我延伸的概念。他指出個人財物會被所有者有意或無意地視為自我的延伸，這些物品不僅僅影響著人們如何生活，也更深層次地影響著人們成為怎樣的自我。

1996年，一些學者又提出了自我擴展模型，他們認為人們有擴展自我的內在動力，總是想要了解更多，完成更多，追求生命的“完整性”（wholeness）。為了達到這種完整性，人們不斷尋求個人和社會資本的累加，以及更加豐富的自我身份以換取更大的成就感。通俗來說，這就是人類在生活中不斷尋找“存在感”的表現，想要在這個浩大的世界佔有一席之地，便不斷提高自身能力、擴大物質基礎、豐富內心世界，嘗試各種不同的可能性。這種自我提升的過程本身便會帶來一種上進感和滿足感。

但有時光憑人們自身力量很難達成某一些自我延展，而手機作為一種情感科技，在這種情況下就能發揮重要的作用。它自然而然和人類情感產生緊密的聯繫，影響人們溝通、消費、娛樂、經歷、記憶和自我呈現的方式。一些學者認為，手機作為一種財物，其所有權作為物質基礎的一部分為用戶帶來了自我延伸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手機所觸發的記憶在自我延展中也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它通過拍照、通訊、社交平台等功能記錄了用戶生活的點點滴滴，標示著過去的自我，也為現在的自我和未來的自我提供了參考價值。

還有一些學者提出，手機通過塑造自我概念以及提升主觀幸福感來參與用戶的自我延展。舉個例子，很多手機用戶通過使用微信朋友圈發布個人狀態，這些狀態經過積累就完成了用戶的自我形象塑造。其次，幸福感可以來自使用手機玩手遊的快感、用美顏相機修圖的滿足感以及即時聊天的快捷感，這些都有益於用戶的心理健康。所有的這些合並起來就是一段零散卻系統的“手機印象”，加深了用戶對手機的依賴和信任。

另外，手機等新興科技所能帶來的自我延展別具獨特之處。貝爾克在2013年的文章中指出，數字技術給自我延伸帶來了五大改變：

去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自我延伸向虛擬產品擴張，逐漸取代可觸的實體物質；

形象重構(re-embodiment)，社交網站、相親網站、網絡遊戲等都在挑戰用戶的實體形象，用角色、圖片、影片等元素進行解構和重建；

自我暴露與分享(sharing)，數字技術使我們更加開放自己的個人資訊，更熱衷於分享資訊；

自我形象共塑(co-construction of self)，自我形象不再是由個人塑造的，而是通過互動與他人共同塑造而成；

記憶數據化(distributed memory)，用戶通過硬碟、網盤等技術設備將記憶外包，原本由個人完成的私密記憶現在可以完全交給機器。